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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21, 2011

賜我鈍感力

最近擺超多烏龍。不過,多得今天的烏龍,我原本的事情不能辦,然後就順道到Bugis 的National Public Library 去看書。

Oh my 天,多久沒有看書了,又是兩三個月的事情了。

進到圖書館,卻不知道看甚麼書,可悲,心裡竟然沒有任何書單。後來,想到之前看別人介紹的一本書--《鈍感力》(作者 :渡邊淳一),自然就找它了。

pic source: 豆瓣讀書

這是一本教大家如何在生活中降低敏感度的書。降低敏感度?是的,敏感度,或照作者的說法就是“鈍感力”強的人工作順利,健康較優,連婚姻也好維持。說白了,其實就是勸導大家在瑣碎的事情上不要鑽牛角尖,免得讓自己費神。

其實書也沒有真的“教導”讀者如何放鬆,不過是舉出很多例子讓大家看到鈍感力的好處。比如,在公司被老闆痛罵,鈍感力好的人就隔天忘記不愉快經歷,繼續上班。而耿耿於懷的人就可能請假休息,越休息越不想上班,最後甚至辭職。又,夫妻一起生活,免不了開始發現對方的生活的壞習慣,如果不對這些東西降低敏感度,那口角多了,最後可能還鬧到離婚。

其實,這也不是甚麼新概念。不過,偶爾時間久了,未免會忘記這種簡單的生活智慧。

當然,最重要的點是在適當的時候選擇敏感,要不然的話跟與世隔絕的生活沒甚麼兩樣。


p.s.:想起星期五工作發生的事情真是讓我練習我鈍感力的好時機。話說因為某些設備出了問題而我又急著要用,然後我email “勸”負責人(語氣是重了點點,不過是“strongly suggest”)及時通知員工以便大家能適時安排工作避免用該設備。結果他打電話給我說那是意外,沒有辦法預知事情發生而事先通知大家。我再一次重申我的話,就是在事情發生以後立刻通知大家。後來雞同鴨講,我就說算了謝謝他通知。誰知道後來我看見他也有回覆我email,內容和電話中說的東西一樣,可是,xxx,竟然c.c. 給我老闆。原本我還想email 向他道歉,說電話中我語氣可能重了些,請他不要放在心上。好啦,他把事情搞大就好啦,我也懶得理他了。只是納悶,如果知道有改進空間,為甚麼要跟我解釋這麼多而不去實行。就算你解釋到再有理,你也難咎其職啊。也罷,選擇遺忘,請賜我鈍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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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06, 2010

猪的气味 by 梁文道

今天才想說:我連續兩天在地鐵內被人請吃curry。是的,我們沒有辦法規定別人要吃甚麼,只是,如果知道自己很可能或許也許有這種味道,是不是最好不要高舉雙手,讓陣陣“除”飄散各方呢?

要不然的話,為甚麼在這裡榴蓮不准被帶上地鐵和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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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文道
原載:梁文道的博客 - 猪的气味


這個世界很奇怪,許多明明很重要很值得追究的事件吵鬧一番,然後一眨眼就靜靜地過去了,彷佛一切都沒發生過。


前兩個月,一位露宿山頭的尼泊爾裔香港居民被警員開槍打死,使許多關注警權的朋友極為不滿,更激起香港尼泊爾裔社群上街示威。他們要求查明真相,想要搞清楚警方當時到底有沒有開槍的必要。這件事上過報紙頭條,後來很快地被擠進內版,篇幅日漸縮小,聲音日漸微弱。到得今天,它消失得無影無蹤。莫非這事已經解決?真相業已查明?


我還記得事發翌日,有報紙在還沒搞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就用漫畫繪聲繪影地重演事發經過,並且把那位名叫巴哈杜爾的男子稱作“巴漢”。巴漢的“巴”指的當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族裔。換句話說,那家報紙甚至連他的身份都弄錯了,誤把尼泊爾當作巴基斯坦。

Monday, August 02, 2010

关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 by 梁文道

“請務必以生命捍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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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文道
原載:梁文道的博客 - 关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


關於生活所有該知道的事,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了。如果還要靠看書來提醒,只因我們習性太深。手機,一種最能剝奪自由的工具,卻總被宣傳成“讓你自由自在,隨時保持聯繫”的好東西。沒有手機的年代,一般打工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門工作老闆找不到他,下班離去老闆還是找不到他,現在可不同了。李奧巴伯塔(Lee Babauta)的部落格“禪習慣”(Zen habits)全是至為簡單的提示,但點擊率驚人,成了全球頭50大最受歡迎的部落客。然後,僻居關島的他再把部落格發展成一本小書《少做一點不會死!》(The power of less),依然是本暢銷書。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教訓,恰恰是我早已實行了多年的規則。比如說“不要一整天都在打電話,應把該聯絡的人全數列出來,電話一次打完”。我通常會撥出30分鐘的通話時間。電郵如是,一不小心,它“可是會成為生活的主宰”,所以“每天只在固定的時間收發信件”。對於上了黑莓癮,3分鐘收不到郵件就渾身不自在的人來說,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可是回頭想一想,聯絡到底是為了甚麼?從前是因為有事才想到要聯絡他人,現在卻是為聯絡而聯絡,所以我堅拒使用 MSN和QQ之類的東西。常常有人和我索取聯繫方式,彼此交換電話電郵,再順道問一句:“你有沒有MSN,這樣子會更方便些”。方便?我就不想這麼方便,更何況那根本算不上是方便。且看一般人使用這類聊天工具的習慣,有事沒事都要搭上幾句話,誰上線了就跟誰說聲Hi”,誰說自己今天不開心就要草草安慰兩句問他到底怎麼了。這種溝通沒有多大的意義,作用就是讓溝通繼續下去。

工具讓人異化,現代的通訊工具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不再問它的目的何在,我們只是被它使用,讓它成為自己的主人,製造出大量且有害的廢話(例如八卦是非、謠言中傷)。就算一句話都不說,但你不覺得誰上線都得通知大家一聲是很無聊嗎?到了最後,你的工作效率降低,休息時間大幅減少。我計算了一下,在沒有使用手機之前,我每天花在電話上不多過20分鐘,如今已膨脹為40分鐘了。有了電郵,我每日與人聯繫的時間又多了1小時。如果你還使用MSN,又喜歡不停收發手機短訊,那麼一天下來大概就要用掉3小時以上去和別人保持聯絡。一天24小時,你有多少個3小時?

李奧巴伯塔說得很簡單,我們竟然都忘了:“對多數人而言,扣除花在睡眠,準備餐點與進食,交通、工作,以及處理雜務上的時數,每天其實就有那麼幾個小時的自由時間。請多加保護自己的時間,這是你最珍貴的資產,請務必以生命捍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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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30, 2010

我看《佐賀的超級阿嬤》

都已經這麼多年了,終於在這兩個星期裡面,看了《佐賀的超級阿嬤》,《佐賀阿嬷幸福旅行箱》,感動。


以前偶然在報章上介紹書籍的版位時看見,是一本生活化,可是卻處處有感動的書。書裡頭記載的是作者從前小時候寄居在阿嬤家時和阿嬤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平凡的故事發展情節?可是卻因為這位“超級阿嬤”而變得不平凡。故事也從作者昭廣(作者原名,不過藝名為島田洋七)母親因無力撫養而將他送到佐賀請阿嬤幫忙開始。

為甚麼是“超級阿嬤”?

話說一開始見面,原本期待著一個面容慈祥的老奶奶和他說:“讓我們一起加油吧”的心情卻立刻被沈默嚴肅的阿嬤給打破了。一開始就板著臉叫從來沒有煮飯的昭廣自己燒飯,不然就沒飯吃。

雖然嚴肅,可是後來的阿嬤也漸漸表露許多含蓄的貼心以及她獨特的生活哲理。昭廣也就展開了與阿嬤困苦中充滿歡樂和感動的日子。

裡頭真的有許多阿嬤名言是讓人哭笑不得,放在這個佐賀阿嬤當時的情況上時,又讓人感動。

昭廣與阿嬤的神奇對話:
「阿嬤,我英語都不會。」
「那,你就在答案紙上寫『我是日本人』。」
「可是,我也不太會寫漢字。」
「那你就寫『我可以靠平假名和片假名活下去』。」
「我也討厭歷史……」
「那就在答案紙上寫『我不拘泥於過去』。」


超級阿嬤教你輕鬆省下三餐:
當我小學三年級放學回家,書包還沒放下就嚷著:「阿嬤,好餓哦!」
可是家裡那天一定什麼都沒有,外婆冷不防回我一句:「是你神經過敏啦。」
窮極無聊的我嘀咕著:「幹什麼好呢?出去玩吧!」
外婆竟然對我說:「出去玩肚子會餓,睡覺吧!」
才下午四點半耶!但是天氣太冷,我乖乖鑽進被窩,不知不覺睡著了。
可是,晚上十一點半還是餓到醒過來,搖醒睡在旁邊的外婆:「我真的是肚子餓啦!」
這回她卻跟我說:「你在作夢!」
好不容易撐到天亮,心想終於可以吃早餐了,沒想到外婆竟然說:「早餐昨天不是吃過了嗎?趕快去上學,學校有午餐可以吃!」

節錄自《佐賀的超級阿嬤》。

好笑的是,我在National Library 和Bukit Merah Library 看了《佐賀的超級阿嬤》和《佐賀阿嬷幸福旅行箱》偶爾都會看到忍不住流淚(我知道有點誇張,可是我是容易流淚型嘛)。在那些圖書館,其實旁邊就坐有不少人也在看書,所以搞到我很不好意思的偷偷用紙巾。也許那些人看到我泛紅的雙眼,大概會想:這神經病,哭成這樣。如果我是自己在房間看,也許會痛哭也說不定,哈,在公眾場合要忍著實在太辛苦了。


對了,都只提《佐賀的超級阿嬤》,《佐賀阿嬷幸福旅行箱》呢?後者可說是前者的續集,述說作者長大以後的愛情和出外闖蕩事業的故事。雖然還是有阿嬤的出現,不過阿嬤轉為配角,更多的時候是在講述作者的事業篇,有感動和歡樂的部份,不過卻不及《佐賀的超級阿嬤》這麼好看和經典。

其實,這兩本書(尤其是《佐賀的超級阿嬤》)是一本很輕鬆的書,一下子就可以看完了。裡面出了有很多搞笑開心感動的部份,更多時候給了我許多生活哲理(多得我都無法一一記起)。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可以持有佐賀阿嬤那種豁達心境去面對一切,其實甚麼事情都不會難過。像她說的:很多生病的人想要痊愈,那些好好的人去自殺豈不是很奢侈嗎?

當然,我更喜歡這句:

“何必在乎那一個人的眼光,轉身過來,還有一億人。”(大概是這樣。)

酷!


p/s:天啊,我大學四年看的華文書不超五本(夠頹廢),現在一口氣看兩本,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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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23, 2010

认真对待食物 by 梁文道

這句話令我感動:

“你的種子將在我的體內生存,你明日的花蕾將在我心中開放,你的芬芳融入我的氣息,你我將帶著喜悅共度每一個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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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文道
原載:梁文道的博客 - 认真对待食物


有時我得向人特別解釋:不要看我在美食雜誌寫東西,就以為我是個美食家。不,我只是一個對食物很認真的人罷了。一個對食物認真的人當然也可以是美食家,但兩者還是不盡相同。美食家要有更好的品味,懂得分辨最細微最難以言語形容的味覺差異,能夠從一道菜的色彩與氣味洞察到廚房裏頭究竟發生過甚麼事。他往往還要有股不能抑制的熱情,被美味的渴欲所驅動,不知疲倦,無有魘足,甚至忘卻一種食物除了帶給食者味覺上的滿足之外,還能剩下甚麼有意義的使命與質素。那麼,對食物認真的人又是種怎麼樣的人呢?

我在一份雜誌上看見台南小吃專輯,裏頭自然少不了有名的牛肉湯。台南人通常把它當做早餐,商家清晨四五點鐘開始營業,頂多賣到十一點就要脫銷休息了。除了那鍋湯底,這種涮牛肉湯的最大特點是其肉料的新鮮,最誇張的店家會在肉牛被宰割後的短短數小時內把它送到客人碗中。

一個月前,我在台南講課,天天都和同事嚷著要早點起床吃牛肉湯。一位當地人自願做我們的盲公竹,領我們去找台南第一牛肉湯。可是,在出發前的那天晚上,他卻毫無惡意,一臉誠懇地向我們告白:“我帶你們去吃,但我自己就不用再試了。你們見過殺牛嗎?真慘呀!原來它們真的會哭!牛真是太有性了,還在排著隊,就一大群牛哭起來了。看過那場面,我就再也不吃牛肉了。”

也許你會嗤之以鼻。但是在我的心目當中,這個朋友就是一個對食物很認真的人。不要誤會,他很喜歡美食,只不過食物於他有比美味更多的東西。他認真看待食物,所以會注意到食物在成為食物之前,首先是個生物。他注意到牛這種生物不只好吃,而且會哭。就是會哭這一點蓋過了它的美味,佔據了我這位朋友的大腦,震撼地重塑了他對牛的情感與認知。

沒有一種食物不是生物,人必然要靠其他生物過活,這是註定了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面對這點非常淺顯卻又非常容易被遺忘的道理。你不用放棄進食,自殘至死,你甚至也不用持素齋戒。你只需記住這一點,然後嚴肅沉思其中的奧義,想出對應的方法。

部分北美原住民仍然保有打獵的傳統,以弓箭瞄準天上的飛禽,用長矛刺穿林間野豬的心臟。你會覺得他們很殘忍嗎?以為他們要比你吃冰櫃裏雪封的雞腿,與膠袋中分片的火腿凶蠻?沒錯,他們的雙手沾滿了刀刃由動物軀體拔出時所濺射出來的帶泡血液。可是,他們同樣會用這雙手去為一切死去的獵物祈禱,希望它們重新複歸大靈,又或者儘快回到自然的迴圈。更奇怪的是他們會崇拜自己的獵物。他們不只仰仗獵物的血肉維生,同時在進食之前讚歎其生前的雄偉美麗。這些獵人清楚知道自己吃的是生物,而且還知道生命的美好,以及無可避免的殘酷。

這讓我想起了紀伯侖(Kahil Gibron)的名著《先知》,其中的先知曾經這樣教導弟子:“當你們宰殺一隻畜禽,你們應在心中對它說:‘現在屠宰你的力量也將屠宰我,我同樣也會被吞食。因為把你送到我手中的那一規律也將把我送到更強者的手中。你的血和我的血都不過是滋養天國之樹的汁液。當你們用牙齒咀嚼一隻蘋果,你們應在心中對它說:‘你的種子將在我的體內生存,你明日的花蕾將在我心中開放,你的芬芳融入我的氣息,你我將帶著喜悅共度每一個季節’”。

認真對待食物的人也許不吃素,甚至會手刃獵物。但是在我看來,叫滿一桌菜,然後再將它們倒進垃圾桶,恐怕才是件更殘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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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ugust 20, 2009

村上春樹與感言

都沒有看書很久了,感覺自己好像和這世界脫軌了很久。


看文學作品和看時事新聞是很不一樣的。雖然一直沒有和時事脫節,可是時事在傳媒中所表現的就是大眾喜好的那部分,也可以是根據大眾喜好所過濾的。而文學,之所以不同,是作者根據時事而創作出的作品,而挑選甚麼樣的主題來創作,當然是根據他個人本身的選擇。所以,好的文學作品能讓你看見平常被遺漏或過濾掉可卻又是重要的那塊。好的作者也是巨人,讓你站在他肩膀上看得更遠。


其實沒有甚麼看過村上春樹的書,而最後看過的那本也不記得是甚麼名字了。不過讀到他這篇耶路撒冷文學奬得奬感言,感到感動,所以在這裡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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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Lucifer 朱學恆

原載: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09/02/25/alwaysstandontheeggside


我是以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我的身份是一個專業的謊言編織者。

當然,說謊的不只是小說家。我們都知道,政客也會。外交人員和軍人有時也會被迫說謊,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工人也不例外。不過,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沒有人會用道德標準去苛責小說家的謊言。事實上,小說家的謊言說的越努力,越大、越好,批評家和大眾越會讚賞他。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這樣的:藉由傳述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造出看來彷彿真實的小說情節,小說家可以將真實帶到新的疆域,將新的光明照耀其上。在大多數的案例中,我們幾乎不可能捕捉真理,並且精準的描繪它。因此,我們才必須要將真理從它的藏匿處誘出,轉化到另一個想像的場景,轉換成另一個想像的形體。不過,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真理到底在自己體內的何處。要編出好的謊言,這是必要的。

不過,今天,我不準備說謊。我會盡可能的誠實。一年之中只有幾天我不會撒謊,今天剛好是其中一天。

讓我老實說吧。許多人建議我今天不應該來此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敢來,他們就會杯葛我的作品。

會這樣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加薩走廊正發生的這場激烈的戰鬥。根據聯合國的調查,在被封鎖的加薩城中超過一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包括了兒童和老人。

在收到獲獎通知之後,我自問:在此時前往以色列接受這文學獎是否是一個正確的行為。這會不會讓人以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者認為我支持一個選擇發動壓倒性武力的國家政策。當然,我不希望讓人有這樣的印象。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同樣的,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書被杯葛。

最後,在經過審慎的考量之後,我終於決定來此。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太多人反對我前來參與了。或許,我就像許多其他的小說家一樣,天生有著反骨。如果人們告訴我,特別是警告我:「千萬別去那邊,」「千萬別這麼做,」我通常會想要「去那邊」和「這麼做」。你可以說這就是我身為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種很特別的人。他們一定要親眼所見、親手所觸才願意相信。

所以我來到此地。我選擇親身參與,而不是退縮逃避。我選擇親眼目睹,而不是蒙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不是沈默不語。

這並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信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責任。

不過,要如何將這樣的判斷傳遞給他人,則是每個作家的選擇。我自己喜歡利用故事,傾向超現實的故事。因此,我今日才不會在各位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各位容許我發表一個非常個人的訊息。這是我在撰寫小說時總是牢記在心的。我從來沒有真的將其形諸於文字或是貼在牆上。我將它雋刻在我內心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說的:

「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是的。不管那高牆多麼的正當,那雞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總是會站在雞蛋那一邊。就讓其他人來決定是非,或許時間或是歷史會下判斷。但若一個小說家選擇寫出站在高牆那一方的作品,不論他有任何理由,這作品的價值何在?

這代表什麼?在大多數的狀況下,這是很顯而易見的。轟炸機、戰車、火箭與白磷彈是那堵高牆。被壓碎、燒焦、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比喻的一個角度。

不過,並不是只有一個角度,還有更深的思考。這樣想吧。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容器理的靈魂。對我來說是如此,對諸位來說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這高牆的名字叫做體制。體制本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自作主張,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有效,系統化的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將個體的靈魂尊嚴暴露在光明之下。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用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讓人們落淚的故事,讓人們因恐懼而顫抖的故事,讓人們歡笑顫動的故事。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先父在九十歲時過世。他是個退休的教師,兼職的佛教法師。當他在研究所就讀時,他被強制徵召去中國參戰。身為一個戰後出身的小孩,我曾經看著他每天晨起在餐前,於我們家的佛壇前深深的向佛祖祈禱。有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在替那些死於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在替所有犧牲的人們祈禱,包括戰友,包括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可以看見死亡的陰影包圍著他。

我的父親過世時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沒機會知道一切。但那被死亡包圍的背影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幾件事物,也是最重要的事物。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請各位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踐踏我們。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自行其是。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要對各位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

原文: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By Haruki Murakami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

後來,終於記起,最後看的村上的書,那本我送給班主任的書--《東京奇譚記》,想念它。